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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到实践,关于颠覆性创新的争论焦点都在这了

时间:2018-02-14 22:01:00来源:运营推广作者:seo实验室小编阅读:66次「手机版」
 

颠覆性创新

摘要: 没有哪种理论能像颠覆性创新那样全面渗透社会,尤其是科技界。我们的时代在被颠覆,除了它具有未来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返祖现象。这种历史性的理论,是建立在对金融崩溃的广泛焦虑基础之上的,以及对全球性灾害和不可靠证据的末日恐慌。

媒体时代,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不会成为大众媒体讨论的重点。但是,没有哪种理论能像颠覆性创新那样全面渗透社会,尤其是科技界。该理论描述 了一种新产品或服务是如何通过带来新的简约性、便捷性和可负担性,从而改变现有市场并且最终取代和重新定义现状。在1月23日的《纽约客》的一篇文章里, 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对理论本身的可靠性及背后支撑的学识发动了进攻。她还推翻了这种理念在纯商业领域之外的各种场合的滥用。

18世纪是接受进步的时代,19世纪是革新的时代,20世纪出现了快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创新。我们的时代在被颠覆,除了它具有未来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返祖现象。这种历史性的理论,是建立在对金融崩溃的广泛焦虑基础之上的,以及对全球性灾害和不可靠证据的末日恐慌。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颠覆性创新理论之父,他于1997年在《创新困境》一书中首次提出“颠覆性创新”,这是针对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提出的批评的首次回应。他在文中称莱波雷的文章是“不诚实的犯罪行为”。他接着称,莱波雷“极其过分地打破了所有学识规则,同时她又指责我打破了这些规则。事实 上,她指责的《创新困境》一书中的所有观点,我在后续的书作或文章中都有提到。每一个观点!如果她是货真价实的学者,而不是像她假扮的那样,她应当读过这 些文章。”

莱波雷的论战可能、也可能没有预示颠覆性创新结果的前兆,作为针对所有学术弊端的下意识的答案,但是毫无疑问,它为论战注入了 强大的活力,该理论曾经是分离的及比较中和的。“我坚持认为,这种互动是健康有益的,”贝恩咨询全球董事、信汇中正领导力吉宁博士说道。“它可能对该术语 的使用和应用起到一定规范作用,使之更接近于研究本意。”

现在,人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在使用“颠覆性”这个词语,“而且变得十分草率,”哈佛商学院运营和信息管理学实践教授指出,“这表明克里斯坦森的理念取得了成功,已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把所有滥用行为归罪于他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讨论的是‘颠覆性’一词被滥用的程度,尤其是在推崇技术的科技行业,以及我们应当担心无所不在的颠覆性技术。对滥用行为进行指责是很容易的,而且莱波雷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塑料积木和集成创新

克里斯坦森赞同莱波雷的是,颠覆性创新是一种概念,不光是在科技产业,这种概念已经渗透社会各个领域,而且目前在被乱用一气。他对颠覆性创新的定义是,这股后起力量创造了全新市场,最终取代了旧的市场。

关于莱波雷的文章,他对商业周刊表示,“在最开始的两三页里,她的动机似乎是试图遏制‘颠覆性’一词的滥用行为。‘颠覆性’一词被用来证明所有人想要做的事 是合理的,无论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大学生。我读到这里感到很高兴,因为站在她这边的一些人开始加入我的阵营,努力对这个很有用的理论进行规范和理解。 我已经为此努力了二十年。”

其他许多人对此表示同意。但是除此之外,罗伯逊提出与克里斯坦森和莱波雷截然不同的观点。“她提出,颠覆性创新既没有好的证据支撑,也不具备预测能力,但是她也没有提出任何答案,”他指出,“如果我是首席执行官,我发现这种颠覆性技术侵入了我的行业,我该做什 么?”他补充道,同时,莱波雷并没有遇到克里斯坦森理论的虚假原则。“克里斯坦森表示,我们必须通过接受颠覆性技术来对颠覆性作出响应,或是灭亡。克里斯 坦森的意思是,在别人对你进行颠覆时,先自我颠覆,我认为这不是永远的答案。”

罗伯逊指出,很多公司存活下来,并非通过改变他们基本的商 业模式,而是在其战略中整合新的技术。罗伯逊是《一砖一瓦:乐高如何重写创新规则及称霸全球玩具业》一书的作者,他提出,荷兰公司受到虚拟游戏的威胁,包 括诸如“Minecraft”这类游戏,在游戏里,在线社区的居民在虚拟世界里进行建造和摧毁工作。“它是一个好游戏,而且比乐高塑料积木更便宜,”罗伯逊指出。

但是乐高进行了创新,并且将其融入了新的公司,对公司的核心业务增加了需求:一部动画长片。《乐高大电影》在全球总票房超过 4.63亿美元,是去年、2014年最卖座电影。“我认为乐高想要重新打造未来游戏,”罗伯逊说道,“核心业务正在烧掉很多钱,我知道有部分资金用于实验 室,他们正在研究不同游戏方式来让孩子们玩耍。他们尝试和失败了多次,想要创造一些完全不同的游戏,但是他们会继续努力,直到做对为止。”

颠覆性是否消灭了核心商业模式?“并不尽然,”罗伯逊说道,“这是否表示,你应当预测它会如何影响核心业务?当然需要。我们必须永远寻找下一波大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乐高从核心业务转型,不再聚焦于积木。一切都是围绕创新展开,这几乎让公司破产。”

吉宁一直在关注的是,这些问题在科技行业是如何发生的,科技行业对创新的投资一直存在,但是“这些发现很难进入研发和市场。”吉宁和托马斯•克鲁特 (Thomas Klueter)合著了一篇研究论文,标题为“解码适应性和严格性谜团:科技行业如何突破技术局限”,该论文发表在《管理学会杂志》,他们提出,现任公司 没有在颠覆性技术方面进行投资,这是一种误解。

相反,论文提出,“根据内部和合约研究而寻求的研发,很大程度受到现任公司的战略决策者及 内部资源分配流程的影响。这些组织特性在促进公司的可持续技术发展,但是它们会引起惯性压力,尤其当技术体制是颠覆性的时候,而且很难获得资源和支持来进 行后续研发。”另一方面,由联盟和收购提供支持的创新得到这些压力的保护。

吉宁将他的论文视为“帮助这些想法以更精妙的方式演进。”研究 人士指出,“当我们思考为何很难让公司来接受新的创新和新技术,并不是说这些公司看不见,他们看得见。只是,在创新架构的语境里,给予这些和现有业务模式 格格不入的想法以同样的优先权,这是很难的。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论文里面并没有明确解答……在这篇论文里,我们谈及已有公司采用的不同方法,来克 服这些惯性压力。我们认为它提出了一个更微妙的方法,来让我们了解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为什么“在哪里”是重要的

创新发生在公司何处,这点重要吗?彼得•科恩(Peter S. Cohan)认为这点很重要。麦斯是韦尔斯利巴布森学院的商业战略和企业家的导师,他和管理咨询及风投公司Peter S. Cohan & Associates的彼得•科恩提出,克里斯坦森的理论是有缺陷的,并引用了克里斯坦森特别错误的名言,即颠覆性创新是发生在各个子公司的。

“当首席执行官发起转型的时候是有效果的,”科恩指出,“如果是专门设立的,就像克里斯坦森所说的,是为了‘对母公司发起挑战’,依照这样的机制推进,焦点不 在为客户创造价值。子公司无法得到资源,而且首席执行官不具备整合资源的权力。如果首席执行官牵头,他会首先聚焦于客户寻求的问题。必须推出优于竞争的服 务或产品。当变革发生时,只有首席执行官愿意采取短期经济手段。”

科恩指出,有一家公司愿意在转型过程中承担短期牺牲,这家公司就是 Adobe。“该公司之前销售套装软件,但是自从2011年起,公司开始将软件作为服务,用户通过月付方式,从云端下载最新版本。短期的现金流比原来少得 多,而且当时的收入及盈利状况也不尽人意。但是Adobe的股价翻了一倍多,因为他们很好地向客户及投资人说明他们在转型期间做的事。他们所做的超出预期,因为这是客户真正喜欢的产品。”

如果克里斯坦森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不是很有效的话,决不能说他的研究是毫无用处的,很多人表示。哈佛商学院运营和信息管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特尔维施 (Christian Terwiesch) 指出,他发现莱波雷的理论“过于苛刻了,”人们很容易抱怨这种模型及其实验论证方法是不完美的。

“我们来看创新主题的畅销书《创新困境》及《蓝海战略》,”特尔维施说道,他是哈佛商学院麦克创新管理研究所的联席主任。“了解此类研究背后的研究方法是很重 要的。在两本书作里,作者通过常年思考和对行业观察,脑海里已形成某个框架。然后他们寻找数据,将这个框架做成业务范围,创建经验基础的外观。”但是,在 所有社会科学中,特别在企业里,经验基础是不可靠的,特尔维施指出,“我们没有在医药界里的那种随机控制的实验:让50个首席执行官使用克里斯坦森框架, 另外50个首席执行官不使用这个框架,然后看谁最后胜出。这类研究压根就不存在。”

如果排斥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工作,那会遗漏一些有价值的 东西,他说道,“我和数十家开展创新和战略的公司合作过,”特尔维施指出,“我发现颠覆性创新这个模式很强大,虽然我充分意识到,这不会是普遍真理。它能 有助于组织进行讨论;为组织提供框架,而且鼓励他们去对战略进行思考。就是这样,但是这已经很厉害了。所有模型和框架都是错误的。现实永远是更为复杂。它 们都是错误的,但是有一些是有用的。”

希望颠覆性消失?

但是,颠覆性创新能否应用于社会的每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是否必须应用?莱波雷在她的论文的第一部分阐明了颠覆性理论的要点。但是她提出了更大的或是放大的理论,资本主义在颠覆性创新的实践过程中,本身已经变得错乱了。

“创新和颠覆性这两个理论源于商业领域,但是一直应用于价值和目标与商业价值和目标相差甚远的领域,”她写道,“人们不是磁盘驱动器。公立学校、高校、教堂、 博物馆和很多医院,这些都经受了颠覆性创新,都有收入、开支及基础设施,但是它们不是行业,不像那些硬盘驱动器、卡车发动机或纺织品那样的行业。从这个意 义来讲,新闻学不是行业。医生对病人担负责任,教师对学生、牧师对信徒、策展人对公众、新闻记者对读者,都担负着收入之外的责任,而且从根本上有别于企业 管理层对员工、合伙人及投资人的责任。”

但是,简单的说,将颠覆性创新分层于某些领域是不恰当的,这并不代表颠覆性不会在某天不期而至, 其他人指出。罗伯逊说道,“可怕的是,当某些新技术出现,而且改变了你的公司运作方式,可能是教育、高科技或网络什么的。我认为,克里斯坦森之所以得到很 多共鸣,是因为他认识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很多地方。”

在莱波雷看来,克里斯坦森在与亨利-艾林(Henry J. Eyring)共著的《创新大学》里招致了批评,他将高等教育(在这里指的是哈佛)归于莱波雷称之为“被广泛误导的企图,将21世纪的指导标准应用于17 世纪的指导标准。”但是罗伯逊反驳道,“颠覆性不会发生在教育领域,这是很愚蠢的。听上去就像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所说的那样,而他们的公司后来就倒闭 了。”

罗伯逊并不是假装什么都不会改变,或提议所有都会改变,他提出的是第三种可能性。“事情不会是相同的,但并不是完全不同,”他指出,“未来的大学将会有一些技术部件,事实上,现在的大学已有。哈佛商学院正在提供MBA预课程,这是在线的虚拟课程,帮助你准备参加MBA。这并不表示 学生不会在开学第一天不出现在波士顿。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有趣和重要方法,帮助开启一种体验?”

约翰霍普金斯商学院教授莱维-阿隆 (Ravi Aron)表示,我们必须记住,颠覆性创造了大量的赢家。“如果大学将兼职教授和在线课程进行结合,来覆盖提供课程所需的成本,同时压低学术市场对博士的 需求,这将有助于遏制教育成本,同时扩大影响力。”同样地,阿隆补充道,在唱片行业中,颠覆性也会使很多消费者及音乐家获益,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市场专家将 他们的产品推向市场。“当市场对经过传统训练的音乐家的需求开始减少,数字传输音乐使得传统音乐的途径变得更加大众化。”他说道。

和莱波雷一样,阿隆指出,但是,这种颠覆性不可能在没有潜在的可怕后果的前提下,延伸进入社会的所有领域。“颠覆性框架被误用的原因在于,缺乏对企业目标函数的理解,”他说道。

公司的目标函数可以通过税息折旧摊销前收益来理解,他指出,颠覆性在这种语境中有一定意义。“但是,诸如大学、医院或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公共交通 或机场,这类企业的目标函数与税息折旧摊销前收益和净利润是非常不同的,”阿隆指出。“颠覆性往往由顾问和大师来说明为何这些企业会失败。事实上,这些公 司未能将其目标函数最大化,顾问认为他们应当这样做,它们正在受到损失。这类似于颠覆性顾问告诉维亚纳爱乐乐团,‘如果你们可以实施持续生产力改进的计 划,就可以完成《未完成的交响乐》’‘颠覆性顾问’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是琐碎的,也可能是具有灾难性危害的。”(本文首发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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