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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公司”:坚持不融资不上市的Valve,是如何颠覆企业组织架构的?

时间:2019-07-19 04:41:03来源:运营推广作者:seo实验室小编阅读:89次「手机版」
 

valve公司

Valve是一家“神奇”的公司,它的“神奇”从何说起呢?Valve坚决不融资不上市,采用扁平架构,没有管理层,其协作体系打破了传统“公司”的组织形式。

Valve是一家电子游戏公司,它的产品应该不少人都很熟悉,包括数字发行平台Steam,游戏半条命、Dota2等。Valve也是一家非常神奇的公司,它没接受过外部投资,也没打算上市,相比于Google要求员工投入20%的时间自由工作,Valve的要求是100%,它使用了真正的扁平架构,不存在所谓管理层和“老板”、“委托”、“命令”的存在。

Valve的模式可以让人一瞥人类工作模式的转变方向。也许人们会利用区块链构建Valve那样的协作体系,让公司的管理模式从19世纪沿用至今的“命令-控制”模式转向人人可参与、创造的网络模式。

以下是政治经济学家 Yanis Varoufakis 在 Valve 内部潜伏一段时间后,详细解剖Valve管理模式的文章,由橙皮书志愿者黄烨帆翻译。这篇文章不仅分析了Valve模式的独特性,也从各个角度思考了“公司”这种组织存在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未来还应该继续以“公司”的组织形式向前发展吗?也许读完这篇文章你会有新的想法。

目录:

公司成为了市场的化外之地;

改变的车轮,valve里自发秩序的终极目标;

为什么需要企业

Valve的办法:在时间分配和组成团队中形成的自发秩序;

历史背景下的Valve和自我合作社。

一、公司成为了市场的化外之地

从蜜蜂酿蜜、蚂蚁搬家到人类的生产活动,都需要建立分配模式以分配稀缺资源,因此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具备市场特质,包括刀耕火种时代的原始市场在内。

近三世纪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具备市场特质,而且市场关系,市场激励和市场价值主导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英国农夫于18世纪圈地运动时期被从祖先的土地上驱逐,由于那时羊毛成为国际贸易通货,土地成功被商品化,其价值由地上的羊产出羊毛的价值界定。当农民失去土地,他们渴望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换取面包、金钱等赖以生存或具备交换价值的物品。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了市场上自由交易的商品,社会中的市场特质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注 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封建制度下,劳动力不是商品,而是地主的财产。实际上,封建制下的劳动没有价格尺度衡量(即没有老板支付工资),而且此制度中的活动者是发出命令,还是执行别人的指令是由其继承的权利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和资源的分配通过去中心化的价格信号来调节。当商品、服务的价格上升时,就会吸引人们投入更多来从事生产,价格下降则会驱逐一部分生产者。

相当矛盾的是,企业内部往往被认为是市场之手所触及不到的地方。他们通过一些非价格机制(例如等级)来进行分配。企业、公司、集团常常成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但它们更像市场群岛间的一个个岛屿,岛屿内部存在着资本主义前期的遗迹。有趣的是,Valve的管理结构与这一情况不同。正如下文将论述的那样,Valve试图在某个岛屿上展现「后资本主义」的形态。

二、改变的车轮,valve里自发秩序的终极目标

Valve办公室里,每个桌子上配备的轮子可以作为它的企业符号。员工可以借助轮子将桌子在公司内随意移动,加入任何一个自己希望加入的工作组,或组建新的工作组。此类行为不需要任何“上级”的许可。轮子象征着Valve试图在公司内部创造的“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不是由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而是基于员工自己分散的、个性化的时间分配。

当Google这样的开明公司鼓励他们的员工将10%甚至20%的工作时间用于自己感兴趣项目时,Valve激进地要求员工将100%的时间分配给他们所选择的项目。这意味着Valve不再通过上行下效的系统进行管理,它依靠员工自发构建的秩序运行,而非通过规则、命令、等级来维系。

自发秩序的概念来自苏格兰启蒙运动,尤其是大卫·休谟,他曾以反对托马斯·霍布斯的假设闻名。

霍布斯认为:如果没有一些令人生畏的利维坦进行统治,我们终将通向下流、粗野短视的原始状态。

休谟的反驳观点是,在缺乏中心来发布命令时,会出现习俗和惯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它们能引导人生活地更好,并组织包括生产在内的社会活动。慢慢地,这些习俗和惯例具备了道德意义。起初人们期望他人尊重那些惯例,到后面就会觉得这样做理所应当。在演化的过程中,那些惯例变得越来越稳定,最终成为使社会有序和高效运作的粘合剂。其中并没有任何中心化、官方,有关等级秩序的东西参与。

休谟的观点特别影响了一位年轻人:亚当·斯密,他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守护神。事实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休谟的自发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和延伸。别忘了斯密的观点是:市场是自发秩序的一个例子,价格变动这些对市场力量对反应,就像在我们背后操作的一些看不见的手的帮助一样,去协调个人的行为以促进公共利益。市场的自发秩序要比任何统治者好得多,尽管一些统治者也会致力于促进公共利益。

虽然“自发秩序”的概念可以上溯到休谟和史密斯,但这个词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创造的。他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到启发,哈耶克用“自发秩序”的观念击败了那些计划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以及任何支持国家积极干预的人。

哈耶克的观点是基于“信息总是本地化的,所有聚合它的尝试都必然会失败”这一前提。在他看来,利用一些中心化模式(比如国家)将分散于各处的信息蒸馏提取出来过于繁杂。就算那些中心化组织再用心良苦,我们若连自己的偏好和能力都不了解,怎么能期望由他们来汇集“人们需要什么”,“社会能生产什么”这些信息呢?一切试图汇聚这些无限多且不可预知的信息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奴役之路。

根据哈耶克的看法,市场的奇迹在于它设法向每个人发出信号,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活动最有利于自己和社会。而不是先把存在于每个消费者设计师、制作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中的本地化信息聚集起来。

市场信号如何形成?哈耶克的答案(从亚当斯密那里借来的)非常简单:通过价格的变动。

例如,每当气球价格上涨时,就向气球制造商发出信号,称“社会”需要更多的气球。因此,他们就生产更多。没有任何机构或事工告诉他们这样做;也无需收集关于人们气球偏好的所有信息或关于生产气球的技术,在某个服务器上或是在一群人聚集的某个建筑物中汇总这些信息。

至于哈耶克对国家、工会,市政当局以及任何集体机构的强烈厌恶,其原因是(a)这些机构使用税收等方法干扰价格信号,而价格信号是社会充分有效地协调其活动的唯一机会; (b)全面汇总每一处的信息需要决策者外的所有人付出巨大代价,但这只是决策者做出有利自己决策的第一步。

尽管如此,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存在双重问题:首先,它大大限制了休谟“秩序是自发演化的”这一原始理念的范围。休谟认为,人类容易产生各种不共通的激情(例如对电子游戏的热情,对巧克力的热情,对社会正义的热情),这种激情导致了许多不同的习惯形成,最终共同构成了自发秩序。

相比之下,史密斯和哈耶克将他们的分析集中在一种激情上:对盈利的热情。此外,哈耶克认为市场保护我们免受专制集团等的奴役的观点削弱了休谟的理论。比起哈耶克相信的价格信号,休谟还相信其他各种信号。且哈耶克甚少提到集体中的奴役问题,例如数百万微软和沃尔玛员工必须遵从等级制度,才能维系生活并得到发挥自己天赋的机会。

我认为Valve桌子下的轮子与下一节内容有关,因为它象征着公司内一种精神上更接近休谟而不是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这种秩序的特点之一是不依靠价格信号,而是基于Valve员工通过选择如何分配劳动时间而相互释放的信号,这个决定关系到他们的桌子推到哪里,比如和谁一起做什么事情。但在我们把办公桌推到达那里之前,让我们仔细看看公司的目的,至少先看看四位思想家的说法。

三、为什么需要企业?

在我们试图对 valve 的内部运作和管理结构进行分析之前, 让我们先叙述四位重要的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企业的角色和职能的看法。下面是他们对“为什么需要企业”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

亚当·斯密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提到了一家制作针头的工厂利用合理分工完成大量生产。显然对史密斯来说,公司是分工的中心,其建立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使生产成本不可阻挡地降低,同时让产量几何增长。然而,公司被认为会对良善社会构成威胁。因为它的过度成功带来的垄断会影响竞争,成为市场力量的溶剂,不断地破坏“看不见的手”。

因此,史密斯坚决反对有限责任制的想法,换言之,反对分开控制权和所有权的现代公司模式。简而言之,亚当斯密承认公司作为分工和共同劳动的中心不可缺少,但是公司最终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前提是将它们的规模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并且控制权和所有权不分开,这样才能激发起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充分的竞争可以防止垄断出现。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企业利润来自哪里?如果史密斯钟爱的竞争理论良好运行,当价格崩溃至与单位成本持平时,企业将失去利润。所以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不充分时才有利可图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相信,即使竞争与史密斯所期望的一样激烈,公司也能获利。

他的理论的核心是劳动的双重性质:雇主雇佣付出劳动时间的员工,并为其支付有竞争力的工资,单位劳动时间的价格由劳动力市场所确定。但是一旦开始生产,企业就会收到来自工人的另一种劳动:员工的精力,工作,想法等。

注意之间的差别:雇主按照市场规定的价格给员工付出的劳动时间支付工资,但是收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劳动的成果,它们的价值可能超过公司为工人“劳动时间”支付的成本。

通过雇佣劳动力所获得的价值与在劳动力方面支出的成本之差是利润的来源(并且在“贸易”中称为剩余价值)。简而言之,对于马克思来说,企业作为汲取利润的机器致力于产出剩余价值。纯粹的交易不能持续地产生利润,因为套利必然会吞噬后来者的利润。公司所在的领域在不断发掘价值,当创造出剩余价值且支付租金和利息前,那剩余的一部分就是公司的利润。

约瑟夫·熊彼特

与亚当斯密不同,熊彼特认为,小企业之间将利润挤压至零的激烈竞争并不会带来进步和社会福祉,相反他认为,拥有垄断 (或寡头垄断) 权力的公司才是进步的真正推动者。因为追求长期效益的改善和成本降低, 需要昂贵的研发投入, 只有垄断寡头的利润才能为其提供充分资金。

他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他承认从马克思那里借来了一部分观点,尽管两人在政治上意见不一——他认为大公司是为生存而挣扎的恐龙。大多数恐龙会灭绝, 幸存者会有更聪明的想法, 更好的管理结构和更新的产品。反过来, 这些独角兽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笨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受到了更饥饿、更精简、更有创新精神的竞争对手的破坏。等等。

简而言之, 熊彼特解释了垄断寡头对于烧钱的创新十分重要。寡头企业, 特别是公司, 会把竞争市场视为规划案例进行研究。虽然熊彼特会说, 像通用汽车或微软这样的公司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没有太大区别, 但他希望它们所在的市场能给它们带来物竞天择的压力, 最终将它们推向灭绝的行列, 为更新的公司提供空间。同样, 熊彼特在他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 对一个未来依靠前苏联的“戈斯普兰”那样的计划委员会来运行的大公司表示怀疑。

罗纳德·科斯

科斯是第一位毫不含糊解释我标题所提出问题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需要公司?它们有什么用?企业家为什么要雇用员工而不是将活动或服务转包给其他人?

虽然马克思和熊彼特都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有趣的答案,但科斯自己的答案也很有趣。他简单而有说服力地指出,通过某些市场分包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可能比内部生产该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大得多。他将这种差异归咎于交易成本,并解释说这是由于讨价还价(与承包商),执行不完整合同(其不完整性是由于某些活动和质量无法在书面合同中充分描述)所致,不完全监控和不对称分布的信息,保守商业秘密等等。

总之,合同义务永远不能完全规定或执行,特别是当信息稀缺和分配不均时,除非在分层结构的公司内进行联合生产,交易成本会削弱竞争力。在科斯的事物方案中,最优公司规模与“某个点”相对应,这个点上承包服务或商品的净边际成本(包括交易成本)趋于零。

四、Valve的办法:在时间分配和组成团队中形成的自发秩序

Valve依靠员工的时间分配和团队选择来构建一种自发秩序,且与市场依靠价格信号形成的秩序并不一样。

在Valve的内部网络或跨小组会议中,团队会互相告知他们正在做什么。每位员工需要选择合作伙伴或自己想要工作的团队,其次决定自己花多少时间工作。在做出决定时,不仅要考虑项目和团队的吸引力以及占用的时间,还要考虑其他人的决策。例如一位新员工加入Valve,他可以观察不同项目和团队的情况,例如通过这些项目在其他人之间受欢迎程度,成员是否和自己具备共同利益、兴趣或天赋等因素,来决定要不要加入他们。

就像市场上的价格变动一样,Valve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新的团队会随着人们移动带轮子的桌子而形成,新的项目被炮制。这些信息可以被肉眼观察到,也会在公司内部网络和小组会议上得到展现。例如有人注意到曾经放过David办公桌的空地,然后发现他搬到了4楼与Tom,Dick和Harriet一起工作。人们会随着自己的观察和工作,从不同项目和团队获得价值。人的主观价值判断会不断变化,因为员工的时间分配和团队的构建会时时更新。

Valve希望这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赋予员工协同增效的最佳机会,从而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想法。 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Valve的成员做出决定,既释放每个人的潜力,又服务于公司的集体利益,尽管这不一定与公司的利益最大化相吻合。

五、历史背景下的Valve和自我合作社

有两种非资本主义公司:(a)合作社,所有权正式分散在各成员之间(可能是客户,雇员或两者); (b)Valve(或类似公司)管理完全扁平化(即公司没有老板),即使所有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虽然 Valve 员工们没有固定的职责范围和限制,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清晰明了的认识,并会与同事一起根据小组的需要极高效地为自己制定工作职责,在小组内部构建一些临时架构满足工作需要。因此,Valve的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浮于事问题。

Valve与苏联等地计划经济时代的公社不同的是,公社仅仅是将最终收入平均分享,但是它依然运行着某种等级制度。公社领导由上级指派或通过某些“民主”程序产生,然后指挥他们的下属,而属下则处于缺乏劳动成就感的被动状态。而Valve的团队只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构建,每个成员都会参与其中事务并管理好自己。

关于薪酬,合作社模式和Valve模式与传统资本主义公司也大不相同。

资本主义公司的组织原则是,一旦生产要素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雇主即拥有剩余价值所有权。

例如:股东保留的股息等于总收入减去固定成本,减去劳动力成本,减去借入资本的利息,减去计划投资,减去所有其他可变成本。雇员获得的收入由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决定,这是对其劳动时间的奖励(根据市场确定的价格估算)。

奖金模糊了利润和工资收入之间的区别,但是,如果他们得到的奖金稳定,并得到监督,可以将它们视为作为工资收入的一部分(除了首席执行官等之外,其对股东的权力地位造成了’管理革命’所产生的众所周知的紧张局面,这种局面使得所有权与控制权分开)。

相比之下,合作社和Valve采用基于同行的系统来确定公司员工盈余的分布。

一些“社会主义”实验的反对者反对合作社的原因集中在渎职行为,不合理进入资本市场(投资者对合作社持谨慎态度),缺乏可扩展性等方面。我们来看看Valve的扁平化管理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改进。

(a)渎职行为

如果没有老板忽视员工的工作,那么Valve的员工会不会停止摸鱼?

答案是:社会习俗的组合(回想休谟关于他们使用’实用性’协调自发社会秩序的观点),以及Valve员工(按照定义和设计)仅对他们感兴趣的项目进行工作的事实,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非常仔细的筛选过程——招聘机制倾向于选择那些自我激励的人,他们喜欢做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不是闲着。

(b)不规范地进入资本市场

Valve无疑是一个特例,因为它不依赖资本市场融资的良好底线,使得公司能够在自己的收入池中充分地获得投资。

话虽如此,没有理由认为具有这种结构的公司无法利用金融资本。鉴于其所有权不是分散的,与共同公司或合作公司的所有权不同,投资者应该只关注公司收益,收益取决于Valve员工在使用之前提到的自发秩序方面取得的成功。

(c)可扩展性

哈耶克市场机制是仁慈的社会秩序先驱,它与现代企业使用规划和命令的机制不同,具有无限可扩展性。

Valve的企业模式是否可以无限扩展?从我收集的信息来看,Valve的主流观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Valve会达到最佳规模,然后用无老板,扁平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结构来解决问题。尽管如此,Valve的当前规模(鼓励着400个有灵魂的人)已经超出了我对它所能达到的最佳规模的预期,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已经达到最合适的规模。

难道只要保持其员工社群的社会习俗,Valve能一直增长而不受最佳规模的限制吗?Valve用以替代企业的“自发秩序”是否可扩展,就算不能无限扩大,能够持续运行足够长时间吗?

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然而,只要合理给各个项目和团队的功能分配个人时间,维护好这个向Valve员工发出调节信号的机制,促进Valve的生产更好的产品,优化用户体验那么至少原则上,Valve模式没有理由受限于某中规模或存活时间。

六、结论:Valve对未来的信号

在Valve工作了几个月后,我可以自己说明在一个没有老板的公司的真相。

作为一名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资本主义公司的替代方案的政治经济学家,在Valve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观察这样一个可能将其取而代之的公司。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将Valve的古怪管理结构置于历史悠久的辩论和观点的背景下。

我对Valve模式的叙述的核心是“另类的自发秩序”的概念:一种在个体时间分配(与价格信号相对)的基础上出现在公司内部(而不是在市场社会中)的秩序概念 。

在我的思考过程中,这种诱人的思想产生了这种可以像市场机制一样扩展的组织结构(前提假设是你选择了正确的技术,同时能确保公司内部的透明度和低通信成本)。

我没有关注Valve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横向管理结构与其“垂直”所有权结构之间的联系。

Valve是一家私人公司,主要由少数人拥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所有者是一个开明的寡头集团:因为它由少数人拥有并且开悟,那些少数人并没有利用他们的财产权来管理周围的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部分或全部所有者决定把公司卖了,Valve内的自发秩序会发生什么?虽然Valve的所有者并不打算这样做,但问题仍然存在,至少在理论层面(免疫力)。

一种可能性是,Valve将分裂,员工会离开这片水草肥美之地,流入到许多不同的类似它的公司,利用他们熟悉的扁平化管理模式重新建构他们。

另一种可能性是,Valve的拥有者可以将他们的股份出售给Valve员工,从而将合作社的特征与Valve管理系统相结合。

无论Valve的未来是会变成什么样,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而这恰好也是构成我个人很高兴能够成为Valve一部分的原因:

当前的公司治理体系是无聊的。资本主义公司正在走向某种灭绝。充满了极其浪费人才和能量的等级制度,与有毒的金融交织在一起,与迅速丧失民主合法性的政治结构相互依赖。一种后资本主义,分散的公司形式迟早会出现。

消除分配和边际成本,生产者可以即时直接触达数十亿客户的能力,开源社区的进步和心态,所有这些令人着迷的发展,必然会转变今天专制的苏联式政治经济学。以后研究商业的学生会对这种体系感到惊叹,就像学童们对自然博物馆的恐龙骨架惊叹那样。

我相信Valve的组织即使不是一个重要章节,也至少会成为这一历史转折中的一个重要脚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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